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陳路99號
專家:中國對腐敗過度容忍 地方提高立案標準
作者:佚名    文章來源:新浪    點擊數:902    更新時間:2013/1/21

如果以特赦化解“腐敗呆賬”,能否過民意關?高薪養(yǎng)廉要不要實行,如實行會不會增加民眾或國家負擔?

嚴刑峻法沒能防住前“腐”后繼,反腐的關鍵是在預防還是執(zhí)法?家庭財產申報目前能否大范圍推開?

十八大以來,新一屆中央領導已經就反腐敗問題多次表態(tài),且措辭嚴厲。十八屆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體學習時,新一任總書記習近平的講話就振聾發(fā)聵:“大量事實告訴我們,腐敗問題越演越烈,最終必然會亡黨亡國!我們要警醒啊!”他強調,各級黨委要旗幟鮮明地反對腐敗。

十八大后,反腐敗行動確有提速跡象,重慶北碚區(qū)區(qū)委書記雷政富從不雅視頻被曝光到受到處理,只用了63個小時。四川省委副書記李春城、太原市公安局局長李亞力的相繼落馬,說明從中央到地方,反腐敗風暴正在勁吹。

然而,在一個個事件熱鬧非凡的同時,卻難掩整體問題的沉重和形勢的嚴峻。十八大后,腐敗怎么反?拒腐防變的體系如何構建,怎樣遏制腐敗易發(fā)多發(fā)的勢頭,都值得全社會深入探討。

十八大后,社會上出現了許多反腐建議,有專家學者提出“特赦論”,建議特赦貪官,以換取他們對政改的支持;也有專家建議官員公開財產,不過是全部公開還是從新提拔的干部開始公開,爭議很大;還有專家建議搞群眾運動式反腐,另一部分專家則堅決反對,多種聲音,莫衷一是。

日前,部分反腐專家、學者聚集在湖南省韶山市,深入探討十八大后的反腐新形勢,而上述引發(fā)社會爭議的熱點問題,也正是他們關注的重點。

“特赦論”能否過民意關

“專家建議赦免部分退贓官員以換取他們支持政改”,2012年12月17日,當這條《京華時報(微博)》刊登的新聞出現在各大門戶網站首頁的顯著位置時,許多人才赫然發(fā)現,竟然有專家提出了這樣“不可思議”的建議。

提出建議的是制度反腐專家、中國紀檢監(jiān)察學院副院長李永忠。對于發(fā)表這一建議后網絡上無數的批評甚至謾罵聲,他表現得很淡然:“我知道會被罵,但不能因為怕挨罵就不敢說真話!

這一建議,李永忠早已深思熟慮。十多年前,他參與了“反腐敗特別行動”課題研究,就涉及如何解決“腐敗呆賬”的問題。2011年年底,他在雜志上撰文提出反腐敗“寬以懲前”的策略,提出應對在規(guī)定期限內主動并如數退贓的官員不追究責任,以此來解決“腐敗呆賬”的問題。

2012年11月,他又在《人民論壇》上撰文,再次提出“以特赦化解腐敗呆賬”的思路,建議對貪官進行有條件特赦。

李永忠說,他的這一建議來源于香港的經驗:1974年2月,“總督特派廉政專員公署”(香港回歸后稱香港特別行政區(qū)廉政公署——編者注)成立,廉政風暴席卷香江。當時香港警界非常腐敗,許多警察因此被判入獄。1977年10月,部分香港警察上街游行,后又沖進廉政公署總部大打出手。為此,時任港督麥理浩發(fā)布緊急特赦令,宣布除重罪及已展開調查的案件外,對1977年1月1日前所犯下的貪污罪行不予追究,由此減少了改革阻力,香港由貪腐嚴重的地區(qū)一躍成為亞洲廉政的模范生。

不止李永忠,事實上,十八大前后,歷史學家吳思、經濟學家張維迎、法學教授何家弘、《學習時報》副編審鄧聿文等也相繼提出或表態(tài)支持“貪官特赦論”。他們的觀點大體一致:為減少反腐敗的阻力,應以特赦來解決腐敗存量的問題。一些專家甚至想以特赦來換取有原罪的貪官們對改革的支持。

韶山會議上,李永忠重申這一構想。吳思也在會議上表示支持,并作了補充。吳思說,改革開放30多年來,由于權力含金量的不斷增加,腐敗在官員中呈現易發(fā)多發(fā)的態(tài)勢,由此形成了巨額的“腐敗呆賬”。他列舉了多個模型,用這些模型估算出來的“腐敗呆賬”總量都極其巨大。他甚至估算,僅憑我國目前的司法隊伍和設施,要處理這些腐敗存量,沒個幾十年處理不完。

“存量大得難以處理,無法消化。如何一邊解決腐敗的存量問題,一邊把貪官污吏的積極性調動起來,搞政治體制改革,從根本上解決腐敗問題?我的建議是,用特赦促政改,跟貪官做一個政治交易,化腐朽為神奇,廢物利用,從而解決反腐敗所遭遇的阻力問題,化阻力為動力!眳撬颊f。

對于如何特赦,李永忠認為上策是保持反腐強大壓力的情況下,通過全國人大立法,確定特赦的具體時間和金額,除已經在查的重大案件外,一定數額以下的貪污受賄,予以特赦,以此減少阻力,換取對政改的支持。

李永忠和吳思都提出,為了更好地實行這些制度,應考慮設立政治體制改革特區(qū)。李永忠說,我國經濟體制改革之所以能取得巨大成就,就是因為有經濟體制改革特區(qū)這個孵化器,政治體制改革之所以裹足不前,就是因為沒有這么一個孵化器!叭珖2800多個縣,拿出1%即28個縣來搞改革試驗,一旦有成功的,復制拷貝就行了。即使失敗了,也就1%,不會引發(fā)震動!

韶山會議上,“貪官特赦論”激起了熱議。但有專家認為,這一建議雖有一定合理性,卻容易遭遇民意的反對,一旦實施起來無異于“飲鴆止渴”。

反腐專家、《求是》雜志社研究員黃葦町就質疑:如果要特赦,那么特赦由誰來做?如果由我們黨自己來做,自己赦免自己的干部,能不能在老百姓中過關?

他說,現在正是民眾對反腐敗最關注也是意見最大的時候,如果提出對貪官進行赦免,民眾那里能不能通過是個問題。而且,黨中央始終強調堅決反腐,提出“不管涉及什么人,不論權力大小、職位高低,只要觸犯黨紀國法,都要嚴懲不貸”,給群眾展現出了堅決的反腐敗決心,也至少從道義上讓民眾感受到了信心和希望,如果提出特赦,會不會危及黨的執(zhí)政資格?

不過,黃葦町也認為,如何處理腐敗的存量問題確實非常棘手,如果過于強硬,有可能遭遇巨大阻力。同時,他也談到,事實上,在當前及過去查處涉及貪腐的大案要案中,如果涉及面過大,也采取過有條件赦免的做法。但他認為,要真正處理好以特赦化解腐敗的問題,需要極大的政治勇氣和智慧。

吳思回應說,民意的分量,在健全的民主制度中當然處于第一位。民主制度越不健全,民意在決策中的分量就越輕。所以,才需要用特赦交換更健全的民主制度。從烏拉圭的轉型史看,在民意調查中,反對赦免的比例高達72%,但是在真實的投票中,在民眾真正出面做政治交易的時候,贊成赦免的比例上升到53%。

高薪養(yǎng)廉要不要推行

湖南省紀委正廳級紀檢監(jiān)察員唐東平一直呼吁“以薪養(yǎng)廉”。他在韶山會議上說,國家工作人員的收入水平偏低。

唐東平說,對于高薪養(yǎng)廉,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就有激烈爭議,后來因為思想不統(tǒng)一不了了之。但他說,他發(fā)現發(fā)達國家基本上都是高薪養(yǎng)廉。

唐東平說,有些人講不能“以薪養(yǎng)廉”,說人的欲望是無窮的,他不贊成這個觀點!拔矣X得人有兩面性,一是動物性,二是社會性,社會性就是有理性。為什么今天大家對腐敗還義憤填膺,整個社會對腐敗問題嚴重不滿,這種不滿就是理性的體現。”

他舉例說,從他20多年的紀檢工作經歷來看,以前是國有企業(yè)領導人經常出問題,但自從對他們實行年薪制以后,出問題的越來越少!昂鲜∵@些年來查的領導干部腐敗案件,國有企業(yè)領導干部基本沒有了。為什么?這些干部一年有幾十萬上百萬元,不在乎這點小錢。而在沒有實行年薪制之前,國企領導人的腐敗比例可能比黨政干部還要大。這說明,雖然現在國有企業(yè)實行的年薪制還不盡合理,但對抑制腐敗產生了明顯效果,這個基本事實說明高薪養(yǎng)廉是可行的”。

“我現在提出個觀點,不是高薪養(yǎng)廉,這個‘高’字太招眼了,我提出‘以薪養(yǎng)廉’。‘以薪養(yǎng)廉’就是根據按勞分配原則,給公職人員以合理的薪酬,以保障能夠廉潔從政!碧茤|平說。

對于這一建議,中山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副院長倪星教授表示贊同,他說,新加坡政府以高薪養(yǎng)廉聞名,新加坡領導人李光耀曾說過一句話,大意是要誠實地看待人性。李光耀說,掌握幾十億資金的部長們,絕對不應該拿低薪,低薪不可能選能干且有競爭力的人才。“低薪的吸引是什么呢?是以公共利益為名,滿口甜言蜜語去騙取權力的偽君子”。

“高薪不足以養(yǎng)廉,但是低薪絕不可能保廉!崩钣乐乙膊逶挼。

香港廉政公署前副專員郭文緯表示,他去過一些東南亞國家,發(fā)現有的國家交警喜歡在早上打埋伏,抓交通違章,但違章者給警察10塊、20塊,就可以走了,“為什么?因為這些警察的收入支付不了家庭開支,所以他們通過這種腐敗的方式去彌補”。

郭文緯說,在香港,政府工作人員的工資也不算高薪,但會以企業(yè)的薪酬作參照系。“通常來說,香港的公務員分低中高三層,低層公務員的工資一般比企業(yè)里的低層高一點,中層公務員跟企業(yè)里的中層差不多,高層公務員比企業(yè)里的高層要低一點,這樣就能保證香港公務員薪酬具有一定競爭力。”

他還表示,聯合國的《反腐敗公約》第七章明確表示,每個國家應該給予公務員合理的薪酬,“中國作為簽署了該公約的國家,有責任去遵守公約”。

對于高薪養(yǎng)廉是否需要國家財政多增加支出的問題,唐東平也有思考,他認為,為了減少改革阻力,就既不能增加稅收,也不能增加國家財政支出。他的建議是,通過三個方面的改革,精簡公職人員,堵住腐敗浪費通道,然后再慢慢提高公務員工資。

他說,這三個改革,第一,要改革公務消費制度,特別是公款吃喝、公車消費和公款旅游的“三公消費”,“因為這里面的浪費是驚人的,一年至少有好幾千億”。第二,要改革財政轉移和專項資金撥付制度,“這里面問題也很大,流失至少不低于10%,超過20%都有可能,流失到哪里去了呢,有些是浪費了,比如吃喝、送禮,還有交通費用,另有一部分到了個人腰包里”。第三,改革機構,精簡人員。他認為,現在很多基層政府部門人員過于臃腫,耗費了大量財力物力,應該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,打造高效精干的政府!叭藛T和機構精簡后,又可以省出一大筆錢來”。

唐東平說,他不贊成對公職人員一步到位加到高薪,而應該在上述開源節(jié)流的基礎上,通過若干年的努力,使公職人員收入慢慢增長到合適的水準。

嚴刑峻法為何不能止住前“腐”后繼

會議上,郭文緯做了個設問:“對于貪腐,香港的最高刑期是多少呢?也許你們不可以想象,香港沒有死刑,也沒有終身監(jiān)禁,也不會判50年、30年或20年。”

頓了頓,他說:“在香港,最高刑期是10年。你們不可想象吧,對,只有10年!”

但就是這樣的刑期,香港卻在清廉指數上多年來位居亞洲第二,僅次于新加坡。

相比較之下,內地對貪腐的懲罰要嚴厲得多,李永忠說,內地高級干部一旦因腐敗被追究的話,基本都是10年以上的重刑,甚至有些還被判無期或死緩,最嚴重的會被判死刑立即執(zhí)行!斑^去10年,內地有六名省部級干部被處以死刑立即執(zhí)行”。

令人困惑的是,雖有嚴刑峻法,但反腐敗的整體形勢,正如中共中央和中央紀委的評價:“三個并存、兩個依然”——成效明顯和問題突出并存,防治力度加大和腐敗現象易發(fā)多發(fā)并存,群眾對反腐敗期望值不斷上升和腐敗現象短期內難以根治并存。反腐敗斗爭形勢依然嚴峻、任務依然艱巨。

如何理解這種反差?郭文緯又提出問題:現階段開展反腐敗斗爭,強調教育、預防和執(zhí)法,這三者中,哪個最重要?

他說,自己在內地講過五六十次課,每次提出這個問題,聽講的大部分都說教育和預防最重要,“但實際上,重中之重應該是執(zhí)法,就是要讓人不敢貪。”

隨后,郭文緯搬出了“坐飛機理論”:人們都很清楚,坐飛機有一定危險,全世界每年都有一兩架飛機掉下來,而飛機失事,乘客幸存的幾率很小,為什么許多人還是要坐飛機呢?“這是因為飛機失事率很低,遭遇一次飛機失事的概率是幾千萬分之一。同樣,如果因為貪腐被抓的幾率跟坐飛機的失事率差不多,那么官員們就會心存僥幸,總覺得不會輪到自己頭上”。

“但在香港,如果你想貪污的話,我們保證有60%的機會抓到你,看你敢不敢貪!”郭文緯說,反腐敗,就是要讓公職人員不想貪,不能貪,不敢貪,其中關鍵就是要不敢貪,貪了就會被捉,身敗名裂,得不償失。

這一番話也引起了黃葦町的深思:內地有的地方為什么出現了前“腐”后繼的情況,就是因為這些官員覺得出事率低,風險很小,收益又極大,于是鋌而走險。

李永忠也說,目前內地的反腐敗還談不上“零容忍”,甚至有些過度容忍,比如刑法里貪污受賄立案標準,已經由2000元提高到了5000元,而在實際的辦案過程中,甚至還有不少地方立案的金額更大。

在郭文緯看來,如果5000元以下不起訴,會造成很壞的社會影響,“如果有小孩子吸毒,你肯定不會跟小孩子說,小孩子吸毒不好,不過吸很少的毒品還可以接受,多了就不好了。所以絕對不能讓官員認為,雖然貪污不好,但如果貪污4999元就沒有大不了的,多就不好了。在香港,我們反復強調,即使貪一塊錢也要查辦,主要就是為了給民眾一個明確信息,那就是對腐敗要做到零容忍!

但有專家質疑,貪一塊錢也要辦,這樣是不是從辦案成本上來說不劃算?有專家就提出:“在內地,辦一個10萬元的案子,可能花10萬元都拿不下來,不能不考慮成本因素。”

郭文緯說,香港廉政公署有幾十個專案組,絕大部分都是專門做大案的,只有一兩個做小案件。但如果一個郵差送郵件,每次都要收幾塊錢好處費才及時送上門,慢慢形成習慣,就會蔓延到其他領域,從而敗壞社會風氣。但是,如果廉政公署連這樣的案子也辦了,就說明不僅打老虎,也打蒼蠅,這樣就能形成良好的社會反響,讓其他人引以為戒,不敢腐敗。

家庭財產申報目前能否大范圍推開

家庭財產申報制度也是會上專家討論的熱點之一。制度反腐研究專家、湖南商學院副院長王明高說:“現在輿論對家庭財產申報制是一邊倒。我在十幾年之前就開始研究家庭財產申報制,而且是極力呼吁。我認為,家庭財產申報制必須在中國實行,這是大勢所趨。從全世界反腐的經驗來看,不實行家庭財產申報制,反腐敗都是虛的,或者假的,都落不到實處。”

但他認為,目前尚沒有條件實行家庭財產申報制。如果大范圍推行家庭財產申報制,就有政治風險、經濟風險、社會風險。家庭財產申報制是一把雙刃劍。當年,韓國實行家庭財產申報制后,出現了大量資金外逃的現象,給國家經濟造成嚴重打擊。

王明高說,據一個反腐敗國際組織的研究,家庭財產申報制實行后,許多執(zhí)政黨失去了執(zhí)政地位,只有新加坡的人民行動黨是一個例外。

他說,他現在是極力反對,不是說反對家庭財產申報制,而是主張在實行之前必須做好政治準備、經濟準備、輿論準備、社會心理準備等,同時,必須先建立中國公民信用保障號碼制度,落實金融實名制,否則很可能落不到實處。

李永忠也認為,家庭財產公示一定要實行,但在當前還不能大范圍推行。他建議,如果設立政改特區(qū),可以在政改特區(qū)和新選拔的領導干部中先試行。

吳思則主張,在選拔新領導干部的同時,公布家庭財產的時候,最好能配合廉政賬戶制度,給手腳不干凈的人一個改邪歸正的機會。

關鍵在于改變權力結構

對于反腐的長效機制,專家們都認為,從長遠來看,關鍵在于改革權力結構。

事實上,近年來,中央也一直在強調要加大監(jiān)督制度創(chuàng)新力度,建立健全決策權、執(zhí)行權、監(jiān)督權既相互制約又相互協調的權力結構和運行機制。

李永忠說,政治體制改革才是反腐敗的治本之策,“如果決策、執(zhí)行、監(jiān)督三權合為一體,這種權力結構絕對滋生蔓延腐敗!

他說,我們目前的權力結構,基本上是照搬蘇聯模式,將決策、執(zhí)行、監(jiān)督三權合為一體,但正如鄧小平同志所指出的,這種“權力過分集中”的權力結構, 既是蘇共亡黨、蘇聯解體的“總病根”,也是我們各種問題的“總病根”!30多年前,鄧小平同志就進行了黨和國家領導制度改革的頂層設計和戰(zhàn)略規(guī)劃,其要義就是改革權力結構,通過黨內分權以形成黨內制衡”。

李永忠建議政治體制改革分三步走:第一步進行黨內分權,把決策權、執(zhí)行權、監(jiān)督權分開,發(fā)展黨內民主,還權于黨員,使黨員成為主體。第二步,黨政分工,還權于政府,讓政府承擔起應該承擔的職責。第三步,黨政分開,將過去黨對政府的工作由事無巨細的事務性領導,逐步改變?yōu)檎嬲齽訂T群眾、組織群眾、引導群眾監(jiān)督政府的政治領導,還權于人民。從而不僅完成由革命黨向黨執(zhí)政的轉變,而且完成由黨執(zhí)政向執(zhí)政黨的轉變。

黃緯町也認為,反腐敗需要頂層設計,這種宏觀戰(zhàn)略只能是中央設計,從最高的層面來對整個國家的政治體制改革發(fā)展路徑作出頂層設計。他再次強調,這需要“極大的政治智慧和勇氣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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